只要我們其中一人倖存
2022年二月，俄烏戰爭開始，隨著俄國軍隊進逼，烏克蘭陸續傳來圍城消息──馬里烏波爾（Mariupol）、基輔（Kyiv）、其他北面的城市。共同的歷史在遠方發生之時，我們不只感受，我們也震動。
1992年波士尼亞戰爭下的賽拉耶佛（Sarajevo）是離我們最近的圍城記憶。那不是幾天幾月的包圍，而是長達三年十個月，超過一千四百日的圍城，這段期間，市民必須在白日躲避狙擊手，冒險到溪邊汲水、砍伐行道樹作為柴火，等待聯合國空投的牛肉罐頭。這段歷史後來成為一款電腦遊戲的靈感，即波蘭遊戲商 11bit studio 開發的遊戲《我的戰爭》（this war of mine）。
「活下去。」
枯樹、煙塵，報廢的坦克。在灰黑色調素描的畫風中，選單上不是一般的「開始遊戲」，而是一個簡單的詞：「活下去」（Survive）。我們是兩三個手無寸鐵的市民，被圍困在一個稱為Pogoren（虛構的賽拉耶佛）的城市。為了生存，必須四處收集木材、水、藥草、武器零件，躲避白晝的狙擊槍，和上門的掮客以物易物，夜間輪流戒備可能來襲的暴徒。必要的時候，還得趁夜到父親生病的鄰居家行竊。
遊戲中到處是考驗良心的時刻──上了年紀的大叔來敲門尋求庇護、生病了請求珍貴酒精或繃帶、夜間請你幫忙維修壞掉窗子的鄰居，你都得慎重考慮──畢竟在這遊戲中，少一個人的夜間警備，給出一杯水、一瓶酒精，都可能影響夥伴是否能生存下去。
Pavle，一個善良、正直的斯拉夫少年，前足球隊的明星球員，剛和妻子結婚並育有一女，在一次去超商竊取水源和木材時，被其他先行佔據超商的軍人持槍殺死。下一幕，畫面只出現一張寫實的黑白素描，只是Pavle原本堅毅的角色肖像，閉上了眼睛。
有名有姓的少年，因為毫不緊要的理由，在無意義的地方死去……這是我所遇過最令人傷心的「You are dead」畫面了。
只好讀檔──不，「我的戰爭」完全無法讀檔、也無法存檔，而你的角色，甚至沒有血條數字──正如在戰爭中，你無法知道自己的真實狀態，只有感覺正常、受傷、垂危。你無法知道戰爭何時結束，看著角色一天天變得衰弱、沮喪（這似乎是必然的），冬天氣溫驟降，只能把辛苦製作，用來抵擋暴徒的門板，砍了當柴火燒掉，結果夜間的守備又更加困難。越玩，你就會越懷疑遊玩這款遊戲的目的。
但，這也許就是《我的戰爭》這款遊戲的目的。
不自由是自由者共有的短暫命運
而同樣出生於波蘭，曾參與反抗運動的詩人齊别根紐·赫伯特（Zbigniew Herbert）則在1982年華沙，寫下《來自圍城的報告》（Report from the besieged city），描述另一種圍城的精神狀態──即波蘭共產黨在1981年實施的軍事戒嚴：
墓地變的更大，而防御者數量在縮減
但防禦仍在繼續並會堅持到最後
即使城市陷落，只要我們其中一人倖存
他將在流放的道路上帶著這座城市
他將成為這座城市
──《來自圍城的報告》節錄
1992的賽拉耶佛、1981的華沙離我們太遠嗎？那麼，不妨看看香港紀錄片《時代革命》。《時代革命》仔細描述了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，香港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的兩場圍城。在十六天期間內，抗爭者進入兩所大學，卻為港警優勢武力所困、遭遇斷水斷糧、被違法阻斷離開的道路。《時代革命》描述了受困者的身心煎熬，另一對抗爭中結識的戀人，則先後出逃至台灣，最終在深夜的台北車站前重聚，安靜地抱擁。
──「只要我們其中一人倖存。」少年在哪裡，這座城市就在哪裡。賽拉耶佛、華沙、香港。在這個時代，不自由只是自由者共有的短暫命運。
隱喻失效之時
相對於圍困，流放是另一種對人類精神連續性的阻斷，且或許是更為徹底，正如後中世紀歐洲的最高刑罰不是死亡，而是放逐──肉身不再依存土地、語言不再從屬整體。
在羅馬尼亞作家Herta Müller 小說《呼吸鞦韆》中，蘇聯軍官以一個俄語詞「ubornaja！」，喚醒一整車將被遣送往西伯利亞勞改的羅馬尼亞人。這些飢餓的囚犯面面相覷，不知道這個命令代表什麼。很快，他們明白了，一個個走下停駛的列車，在月光下的凍原，在蘇聯軍官的注目中，脫下褲子，光著屁股，背對彼此，開始撒尿。
「ubornaja」原來指的是「集體大小便」的意思。
詞語的刀尖，不單剔除人的記憶，更剝除人之為人的根本尊嚴。
我們的存活無時無刻不涉及語言，而語言和意義的不存，也可能將我們活成他人之地獄。桌遊《火車》（Train）將這種狀況表現到極致。在《火車》中，玩家必須擲骰子、抽卡，破壞其他玩家的鐵路軌道，盡己所能把更多的棋子移動到終點。我沒有真正玩過這個遊戲，但據說不知道遊戲目的的玩家，在終於獲勝、揭開終點站文字說明後，常突然翻臉，甚至痛哭失聲──因為，終點站的牌子下，寫的正是「奧斯威辛」（Auschwitz）。
是的，這些棋子代表了二戰時期，無名無姓的猶太人、同性戀者、異議者，而玩家則在遊戲暗示的競爭意識下，親手參與大屠殺的輸送。這款遊戲設計的精巧（或可怕）之處，並非模擬，而是再現：二戰末期許多納粹軍官，唯一任務便是執行更高效率的抓捕、運輸、處決、埋葬、以及「再利用」──將猶太人的頭髮、骨骼作成裝飾品，轉運回柏林賣給貴婦們。
十月底一個陰日，我從萬湖搭S-bahn地鐵前往柏林西北郊的奧拉寧堡，去看了薩克森豪森集中營（Sachsenhausen Camp）。
下了地鐵，約走二十分鐘，就到了鄰近森林的集中營。巨大的營區給人的感覺與其說恐怖，不如說是冷漠──一種空集合式的冷漠。甚至無法用「參觀」形容行走其間的感覺。為了抵抗那種抽空感，我試圖去觸摸具體的物件──宿舍的牆、集體澡堂的水盆、處刑場的木樁，毒氣室遺址的石磚，導覽機裡的女聲過度冷靜地描述場址細節，令人喘不過氣。
但那也許就是傳遞這段歷史的唯一方式了。任何隱喻、任何呈現原始資料之外的展演互動，也許都是不恰當的。
隱喻並不恰當，但我聽見陰雲之上，太陽表面正發生數以萬計次轟炸。
2016年遊戲公司Alien Games開發的電腦遊戲《自由的代價》（Cost of Freedom），允許玩家扮演集中營的囚犯，或納粹SS黨衛軍的軍官。玩家可以命令穿著橫條紋睡衣的囚犯作出不同動作──挖洞、吃草、下跪、送進工廠，或者直接將囚犯送進毒氣室。
《自由的代價》曝光後引起軒然大波。波蘭政府認為這種玩法是對二戰受害者的侮辱，導致開發者被迫放棄這款遊戲的上市。另一方面，遊戲開發者主張其表達自由，認為這款遊戲受到了不公平的公眾審判。
無論遊戲或文學，談論集體創傷的界線為何，怎樣才不至於越界，都難以一言蔽之。但又想起讀過的某位東歐詩人，曾將自己的寫作比喻為「護士」──詩歌不是戰士，然而，也不是得以進行施救、手術的醫生，而僅僅是暫時緩解人類苦痛的護士。
面對歷史的集體傷痛，這會不會是創作者唯一可能的位置？
黑暗中的小彩蛋
離開集中營時天已全黑，氣溫降至十度，距離柏林卻還要兩個半小時車程。最後是小鎮上一間越南餐館救了我──我這一生從未如此渴望過熱湯。一碗生牛肉河粉、一匙辣椒、鼻子手腳很快暖了起來，然後我發現，這間小館居然有賣珍珠奶茶。
奶茶來了，口味普普通通，飲料封膜上，卻印了一隻可愛的卡通台灣黑熊。
像一顆小小的遊戲彩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