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刻，在依然陌生的島嶼上
此刻，在依然陌生的島嶼上
──讀廖偉棠《劫後書》
廖偉棠《劫後書》分為三冊：以類似組詩形式呈現台灣歷史片段的〈拓孤之地〉、講疫情下日常的〈凶年巡禮〉，以及寫現世抗爭與記憶中香港的〈母語詞典〉。在〈拓孤之地〉中，詩人化為鬼眼，凝視流經島嶼的時流與血。如二戰時的神風、二二八、白色恐怖、雷震案等。然而除了島嶼歷史與政治的轉折，廖偉棠更加關注島上的詩與藝術、文化與語言的命運。如「那個寫詩的人不再寫詩／而是在庭院裡燒畫的時候／他的鄰居開始用被禁的語言寫小說」（〈1963年，紫陽花〉）。
因為語言的台灣實際上也是世界的台灣。如寫長居台灣的詩人西川滿的〈1939年，哺舌〉：「這是兩個國語，／兩個互噬的國語。」不只是世界的台灣，也是出沒於時間軸上任意位置的台灣，如來自希臘神話，又指科幻作品的「地球就是海伯利昂」（〈1942年，鳳林鬼語〉），以及流行文化的「我的哆啦A夢們／你們知道銀翼殺手與明和電機嗎？」（〈1944年，另一個時間不感症者〉），克羅齊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」在《劫後書》得到了詩意的驗證。
然而不得不問，當如此多的「你」、「我」頻繁切換於不同時空、視角、事件與經驗中，在每位詩人皆有其技術極限（口吻、修辭、意象群）的限制下，是否可能對歷史中的實際行為者有僭越、代言之虞？詩人如何避免在歷史中發言，卻僅抒個人情志？我認為廖偉棠解決此困境的方式有二。其一為在主題上，避免直接處理已被固化、符號化的關鍵事件，而從某個具體但精微的側面著手。如〈1929年，禪雨〉從連橫《台灣語典》中的台語詞彙「禪雨」寫其個人史、〈1970年，浴室裡的吶喊者〉從衛兵聽到蔣中正晚年在浴室裡的哭號，寫他和「鬣狗一般的祖國」的羈絆。波赫士曾提過一種稱為「迅捷」的詩質，即當詩人必須面對如蛇髮女妖美杜莎（Medusa）般的主題時，直視女妖絕非上策，因其眼神會令觀者立即石化。唯一的辦法是從盾牌上的反光推測女妖行動，再予以打擊。
廖偉棠在〈拓孤之地〉中的歷史書寫，正與波赫士的「迅捷」不謀而合。
第二個策略，則把「我」從根本上消除──讓「我」不成為特定歷史主體，不召喚，甚至不再現，而是使其如歷史鬼魅般，發出含混錯雜的和音。如〈風神1983〉這首詩，有擬堀辰雄〈風起〉的「起風了／只有努力捶擊翻轉的風帆一途」，有江文也的風神、有林生祥的〈縣道184〉，有泰雅人、聖塞巴斯蒂安、有北平、廣島、鼓浪嶼、鐵達尼，但就是缺乏明確清晰的「我」。在一個龐大的互文與意象空間中，廖偉棠其實是隱隱回應著書寫母題──台灣，這個乘載眾多語言、文化、異質空間與時間的「經驗之島」。
透過上面兩種詩歌策略，〈拓孤之地〉部分消除了代言、僭越的危機，雖然這種「我」仍可能在某些時空的切換中，流露某些意象慣性，如高頻詞「母親」、「夢」與「少年」，但這或許使人標定出一個活生生、和之前作品具備一貫性的「作者廖偉棠」之存在。
相對於歷史主題，在《劫後書》中涉及現世介入的部分，則無有上述的猶疑與保留。歷史群鬼伸出紮實的拳頭，直接朝壓迫性的現實揮去。「當那些自稱為人的／把腫脹的肉角塞回警帽裡／百鬼羞赧／未能走進地獄，去見真正的人」、「在太子站在特首辦／當那些自稱為人的／把赤痛的尾巴塞進樓價裡／百鬼羞赧／未能重建地獄，去種真正的花」（〈萬聖夜憶香港〉），直接對應香港的民主運動、黑警暴力、以及對「西環治港」的控訴。相較於〈拓孤之地〉，現世中的「我」主體清晰，毫無模稜，保留著精神的粗礪去對抗輾壓。
詩在紙面之外直面世界的鐵拳。但何嘗沒有向內張開掌心的部分？有的，但即使這樣的詩，也多含暗傷與刺。如〈念〉這首詩：
兒子問我：紀念的念字
是不是上面一個今天的今，下面一個心？
寫好之後
他說：念字好像
一個人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心，把臉別到一邊去。
詩的敘事發生於一個如此日常的親子場景。但若看這首詩成日期（2020.6.3）就可知，這「念」不是一般性的紀念。詩人兒子也不可能經歷那恐怖的歷史事件，然而藉由將下一代對中文形象的感知，與歷史創傷事件冥冥相繫，「念」這個詞的外延就此更新，並對詩人、也對讀者傳遞更深的意義。
而在〈母語辭典〉中，廖偉棠反身探問香港的實存：「我夢見一個未來的香港人／當我像一根火柴劃過。」（〈我夢見一個未來的香港人〉）、「從香港帶來的電鬚刨／電線已經被年月蝕爛」（〈剃頭記〉）。雖然離開香港定居台灣，「流亡」或離散的心境其實不大見於廖偉棠的書寫中，個人的精神流亡只閃現於一處荒謬，甚至有些超現實的場景：「有一次我選錯了輸入法／打下我的名字Liuwaitong／的時候，出來的是／『流亡哀痛』」（〈他的名字〉），也唯在如此的狀況下，現實與詩交錯的時刻，我們才理解到詩，乃至無關於詩的文字巧合，能如何為現實帶來最起碼的安慰。
而在全書最末一首組詩，也是與第三本書名同名的〈母語辭典〉中，廖偉棠書寫了泰國、烏克蘭、緬甸、愛爾蘭，在語言、國家認同、戰爭下的受壓迫者。波蘭詩人米沃什《詩的見證》指出：「當災難降臨整個社群，例如納粹佔領波蘭，詩人與人類大家庭之間的分裂便消失了」，廖偉棠詩中轉生的僧侶、格式化的瑪利亞、在普京的演說中呼吸悲傷的人，似乎正將詩人攜回米沃什所謂「人類大家庭」的嘗試。全書最後一首寫國際母語日，更別有用心：語言帶來疼痛，語言也帶來抵抗。
而更怕是我們尚未真正渡劫，或大劫將至，而我們渾然未覺。只是詩人以未來預支了現在，正如那面朝過去，向後告別的歷史天使的抄寫員，試圖盡可能多地記下所見的景象，遂想起元千歲在閃靈樂團《暮沉武德殿》中末段的激喊，隨著Freddy二胡的擦弦，直達霆雷爍爁處的萬劫不復。是的，萬劫不復，萬劫不復。台灣、香港、世界，無一處非萬劫不復。
但《劫後書》的存在，至少意味有人正將一切抄寫下來。